基于人性尊严两原则，德沃金对基因工程的各种操作方式进行了完全的辩护：使人类未来世代的生命更长、更富有才华并因此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超然的抱负（the detached ambition）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因此，行政法定原则是基于行政机关享有立法权这一现实，把行政与法的关系的思考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法律保留范围之外。[19]主要有《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晋政发［2009］18号），《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的通知》（晋政办发［2008］83号）。

行政法的目的在于规范行政行为以保障和实现人权，行政法基本原则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论工具。如同行政行为可分为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一样，行政程序也可分为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一）组织行为法定居高不下引发的问题 观察我国现行法律，部分组织行为被纳入法定范围，但法定范围限于高级别的行政机关层面。赋权性程序受正当程序原则节制意味着：这种行政程序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要求，相对人基于正当程序原则享有的程序权利不可剥夺。不过，对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内部给付行为，《公务员法》也明显将其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

[45]参见《南京市政府减副受质疑，政府副职人数究竟该多少？》，载《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17日AA21时局版。在这一领域，虽已制定不少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尚未制定，《社会保险法》等已制定的法律文件中也鲜见有保障性给付行为法定原则的规定。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例如，序言第五自然段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宣示，与总纲第二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具有同样的规范内涵，并作为宪法原则与第二条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例，该条例是党内法规，其制定依据是党章、宪法和法律，于1997年制定，经2003年、2015年、2018年历次修订，其目的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它党内法规。在此，党性即政治性，表示宪法是执政党的意志。

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群众团体按照三三制组织抗日民主政权，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各项自由民主权利。第五，任何违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行为须接受法律制裁。

美国宪法学家称其宪法为救赎立宪主义（redemptive constitutionalism ），[36]意即当世宪法须纠正原初宪法蓄奴、种族主义和歧视的罪责，并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实现宪法承诺的平等、福利和幸福，故宪法解释须谨慎确定制宪意图，使其符合进步与时代。宪法序言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是指宪法内容可约束相关机关、组织、团体和当事人。1930年7月，党中央成立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文件，确定政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法律性和国家性的关系，法学经典著作凯尔森有过系统论述。

例如，序言在根本任务中规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解释宪法各条文的基础。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召开。如此，体现中国共产党意志的文件具有宪法含义，表明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必须依循的渊源。这些法官多次注意宪法序言中筹设国防这样的大字即宏大叙述，因为宪法在根本上是政府大宪章。

[14] 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12。[28]党的文件不仅是制定和修改宪法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确立制宪者意图的基本参照。

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宪法仅仅关注国家机关制定、批准、效力等程序要件，实质宪法将形式要件和事实要件结合起来，赋予事实以宪法价值。

这种表述差异表示出党的文件与国宪的不同，属于一意各表，具有正当性。文章来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这些渊源包括制宪会议的发言、记录、辩论、事件、程序、大陆会议的资料。亦即离开党的文件和决议，无从把握制宪者的意图乃至宪法条款的含义。宪法序言阐述的事实、总纲的规定与2018年增修条文一脉相承，是宪法序言效力说的有力补充，表明宪法以根本法的方式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地位，说明坚持中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具有规范内涵，而且具有法律效力，任何违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和行为均须承担法律后果。[32] 许崇德：《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与中国宪法的发展》，载《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例如，党章载明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与宪法序言和第五条的规定内容是一致的，但表述并不相同。这是一个宪法秩序体系，依据各类规范的性质分为前述五部分。

[⑦]作为整体的宪法是政治性的，其政治性、纲领性和原则性是政治宪法的固有属性。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6页。

三、执政党文件属于宪法渊源 鉴于宪法序言和总纲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逻辑的推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属于宪法渊源，具有和宪法同等的法律效力，须在宪法解释过程中予以遵循。第六，违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同违宪。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创造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政权之时，毛泽东提出由党中央制定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使各地有所遵循。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一种自律，意味着党承认自身主张与国法的一致性，并认真对待自己的意志，言出必行。张教授通过论证国家与法是同时产生的，驳斥西方自然法学家认为法与国家分离，法高于国家的观点。[21]在这里，遵循宪法的指导思想同遵循党的指导思想，二者并不存在任何差别。

他在《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一文中列举了四个原因：一是宪法的各项规定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活动的直接法律依据。这一论述清晰地阐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理论依据，指出党遵守宪法和法律是一种自律和自我约束，[25]具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

[⑨]1840年，约瑟夫.斯托里写道：宪法序言十分重要，它不仅阐明了制宪者的动机和目的，而且还提供了解释宪法的最佳指南。1.    民权政纲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制宪目的。

除宪法序言之外，宪法第一条隐含了执政党的宪法地位，修宪后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明确，这些规范为执政党文件具备宪法属性奠定了宪法依据，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一个宪法规范。[35] 参见郑贤君：《修宪：执政党实施宪法的顺时之举》，载中国青年报，2018.1.29。

结语 党代会之后修宪是严肃的事实，是宪法修改意义上党的文件先行的再现，说明党的主张通过修宪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性、人民性与法律性的统一。其一，执政党的文件是全部有效还是部分有效？其二，如何看待党的文件与宪法表述的差异？ 作为党的文件之一，党章是否属于宪法渊源，目前学理上有争论。[⑧]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5页。法律本身与其序言共存（cessante legis praemio, cessat et ipsa lex），[⑥]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修宪决议，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历时三年，1982年12月4日，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通过现行宪。正是有了群众的广泛参与，才真正显示了我国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的体现。

[15] 姚岳绒：《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载《法学》2010.9。200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对该条例的修订，习近平就《条例（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其次，制宪意图只能依据执政党文件确立。其二，党章、政治报告、决议和决定中有些内容属于对党的活动原则的规范，如党的组织、纪律等，这部分纯粹属于执政党的内部事务，不应约束宪法解释。